我们的父亲齐同瑞，河北武清县大孟庄齐庄人（现天津市武清区大孟庄镇齐庄），生于1909年1月16日，逝于1989年5月28日，享年80岁。
　　父亲自幼随祖父生活在北方农村，祖父齐景华年轻时为摆脱家境的贫困曾借钱出外打工，先是在天津一家中药店当伙计学徒，后在掌握一定中医知识后辞去工作自行开办诊所，他曾下济南、芜湖，后经努力奋斗，在南昌“西大街”（今“子固路”）开办药房兼诊所（药房名为“博济大药房”），定居南昌。
　　在其父的资助下，齐同瑞中学毕业于南昌市豫章中学，中学毕业后先后报考了“北京辅仁大学”（北师大前身）、“上海圣约翰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前身）并取得了这两所学校普通学科各一年的学历资格证书，之后，报考了湖南湘雅医学院（当时报考湘雅必须持有其它两个院校各一年的普通学科学历），在湘雅学习医学专业五年，毕业后又攻读了两年的耶鲁医学博士并取得耶鲁医学博士学位资格。毕业后因学习成绩优秀，被留任“湖南仁术医院”（“湘雅医学院附属医院”），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医院迁去四川而辞职离开医院。
　　离开“湖南仁术医院”后，父亲为躲避日军的飞机轰炸，携全家逃难，经湖南株洲、江西吉安至江西赣州。在赣州六年，父亲先是自己开业办诊所，由于他从医认真严谨负责，医术高明，深得赣州百姓喜爱，后被赣县天主堂医院聘请。利用天主堂医院的便利，再加之自身厚实的英语功底，父亲利用业余时间收集了不少国外西医治疗先进知识。
　　父亲曾在1944年后担任江西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并于1946兼任“中正医学院”、“江西医学院”教授（二级），“中华医学总会南昌分会”理事。父亲在任职“江西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期间主要负责医疗救济药品的管理、使用及分发。同年，为躲避日军飞机对赣州的轰炸，他将自己诊所的药品及器械全部丢弃，携带为“国际救济委员会”保管的全部药品和家人迁至宁都。1945年日军投降后父亲带着药品及家人乘船回到南昌。药品存放在基督教青年会，并向青年会借用了一间房开诊所继续行医。1946年初基督教卫理公会选聘父亲担任南昌医院院长。
　　日军的破坏导致医院满目疮痍，父亲接手南昌医院时，这里几乎成了“空壳”，医院门诊部及往院部破烂不堪，完全不具备开院接收病人的条件。为尽快让医院正常开展工作，事业心与责任感迫使父亲夜以继日地扑在医院环境修复中，他与请来的泥木工师傅同吃在工地，晚上睡在临时办公室，家人一个星期都难以见到他一面，家中六个孩子的生计全由母亲王素贞一人操持。为开院作准备，他参照国外的先进管理方法，为医院制订了一系列严格的行医规范及各科室运作流程规定，同时配合后勤部门制订了财务、药房、消毒洗衣房及供电等保障规定。
　　当时医院诊疗技术骨干少，为加强住院部技术力量，父亲利用自身在医务界的口碑及影响，多次去信邀请曾经的同事、湘雅医学院的同窗及自己在中正医学院的学生来助阵帮忙。1946年初，父亲接手“南昌医院”后不久，美籍医生韦尔纳携夫人韦希德及女儿韦伯蒂和韦伯萃斯，由基督教卫理公会安排来“南昌医院”协助开展医院工作并同时兼任外科主任。韦尔纳的到来，为医院带来了许多国外的新技术新理念，他为南昌医院培育了许多顶尖的外科人材并拓宽了医院外科手术的深度与广度。韦尔纳医师心地善良，医术高明，一生忠于自己做医生之责，遇交不起医药费的穷苦百姓，与自己血型相同者，他主动献血多次。1950年在他即将要离开中国前，他还为南昌医院收治的抗美援朝战士做过几台大手术。
　　1982年，年迈的韦尔纳医生与齐家联系上了，他表示想来中国看望老朋友齐同瑞医师，很可惜，在准备来中国前夕因病去逝，上图为1985年由夫人韦希德携大女儿韦伯蒂及女婿前往中国，见到了父亲齐同瑞及家人，在省卫生厅及省科协的支持下，参观了曾经工作过的“南昌医院”。
　　1946年，在中正医学院任教的黎鳌医师（后调入重庆第七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受父亲之邀来到南昌医院协助韦尔纳工作一段时间。
　　韦尔纳来医院后，其夫人韦希德负责管理医院的护理工作。1946年借用“南昌医院”三间房间开办“省高级护士学校”的章斐成校长要去美国进修，学校由齐同瑞及韦希德共同管理，后改名为“真毅高级护士学校”，学校学制3年，招收学生多为保育院的孤儿及在教会学校念书贫苦家庭的孩子。
　　学校管理制度很严，对于不能吃苦耐劳、不求上进的学生采用淘汰制。该学校及医院管理制度中就有一条，即“一条板凳”规定，护理人员上班办公室只允许留一张坐椅供当班护士办公休息，护理人员必须在病房巡回检查，随时掌握患者的病情，尽量满足患者的要求，不能让患者亲自来找医生，护士只能轮换休息……因此留在医院的护士全是精英。江西护理界老前辈、“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章金媛就是其中一位实习生。当时南昌医院在父亲的管理下已具有一定规模，医疗技术及护理骨干齐聚，已是江西规模最大、技术力量最强的综合性医院。
　　从恢复重建南昌医院至医务界公认的江西规模最大、技术一流的医院，父亲历尽艰辛，艰苦创业。医院当时发展面临着严重的资金和药品匮乏，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获得了“国际救济委员会”的许可，同意将由他保管的、从赣州带回的药品全数移交给南昌医院。
　　为解决当时医院少钱缺药的状况，他曾利用自己扎实的人体解剖学功底结合从祖父那里学到的一些中医知识为医院首开中西医结合治疗。同时，他多次向教会及“善后救济总署”申请批拔物资、器材及药品……在此期间，他和美籍医生韦尔纳曾去上海向教会会督请求援助。几经努力，从教会要来了大批医用铁床、被褥、被单、军用毛毯、药品、X光机、化验室器具、化学试剂、手术台、冰箱、锅炉及配套发电机、以及一辆美国产“雪佛兰”牌大卡车和一辆“道奇”牌救护车。这些争取来的器具、设备及病床等物资，大部份用于了本院，另外一部分支援了省内其它康复疗养院。
　　由于南昌当时呼吸病患者甚多，医院病患爆满，为解决肺病治疗问题，1947年下半年开始，由“南昌医院”出资及规划，在南昌市皇殿侧街建造了一座肺病专业治疗与疗养一体的医院，该院的设施及医疗器具用品，皆由南昌医院提供。（该院解放后更名为“江西妇幼保健医院”） 
　　南昌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组织曾写信给时任院长的父亲，要他保护好医院的财产，迎接南昌的解放。国民党出逃前，派人到医院找父亲索要钱物，并提出要征用医院的那两辆车，让医院准备好，他们第二天来取。那天正好父亲出诊在外，回来得知情况后，立即安排司机和后勤几个师傅连夜将两辆车卸去轮胎，拆散部件，造成正在大修的场面……财务上找了几个信得过的人，将医院保险柜中的现大洋打包装入麻袋，乘晚上天黑吊入水井中隐藏，并告诉韦尔纳第二天他要外出躲避，请韦尔纳到时代他出面周旋，同时父亲通知我们母亲带上我们去“西大街”祖父的药房暂避几天……父亲对外谎称出差，其实他就躲在医院靠赣江边的壕沟里不敢露面。第二天国名党官兵果真来了，来人看到韦尔纳医生以美国人身份出面，再又看到两辆车正在大修，就没再找麻烦径直离开。父亲和我们在外躲了两天后才回到家中……1951年8月父亲将医院完整地交给了人民政府。
　　解放前夕，父亲接到上级教会通知，请他去美国，赴美的路费由教会承担。父亲思虑后回绝了教会对他的优待安排。事后父亲对母亲说，“我的祖国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我的家人在这里。我不会离开这里！”
　　父亲性格耿直，对医疗工作严谨认真负责，他服务的病人，不分贵富贫贱，一视同仁。1950年在治疗抗美援朝伤员时，有一位伤员被炮弹震坏了头脑，神智不清，见人就打，医务人员都不敢靠近他。齐同瑞为他做精神康复治疗时，也挨了一巴掌，当时父亲仍然面带微笑、耐心地与他沟通。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该士兵病情有了明显好转，在康复离院时，该士兵特意来院长办公室找父亲赔礼道歉，父亲没有一点责怪的意思，并安慰他说，“康复了就好，这一切都是我们做医生应该做的事，你的痊愈就是我最大的喜悦和安慰，你不需要有什么歉意”。
　　我们的父亲齐同瑞，为了他追求的事业舍小家顾大家，将自己年最宝贵的光阴倾注于南昌医院的重建和发展，为南昌乃至江西的卫生事业殚精竭虑，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的儿女们为有这样一个父亲感到无比自豪骄傲！